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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4/4/5 17: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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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16日下午,农历大年初八,春节长假刚刚结束,高行镇的村民庄某兴来到高行村复兴路弄某号来看望他的小舅子(一说是连襟,本文取小舅子这一说法)徐某明一家。因为这一家人自从大年初一就没有任何的音讯,连打过去的电话都没有接,因此庄某兴不放心,亲自前去看个究竟(两家关系很一般,平时走动不多,徐某明一家也不太和别的亲戚有来往,但徐某明毕竟是自己的小舅子,因此庄某兴还是决定来探望探望,顺便拜个晚年)。

一连敲了好久都不见有人来开门,庄某兴按捺不住就自行卸下了门上的玻璃,伸手进去打开了门。他认为自己是徐某明的姐夫,就算有人报警他也能解释。

门打开后,张某一路喊着徐某明的名字上了二楼,但当他推开卧室一看,顿时被吓得满面苍白,因为卧室里满地鲜血,徐某明一家五口人——徐某明、徐某明八十多岁的老父、老母、徐某明的妻子王某某以及徐某明的儿子徐某君横七竖八地躺在卧室里,场面惨烈至极。

“杀人啦!杀人啦!”庄某兴吓得连忙跑出房间去报警——

……

大年初八发生如此惨案,还沉寂在新年欢乐气氛中的上海滩为之震动,因为自打上海解放以来,还没有一起案件中如此多的人同时被杀——

此案惊动了上海市委、市政府;时任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吴志明、副局长张声华、程九龙、吴延安、郑善和,刑侦总队总队长郭建新和浦东分局局长田卫华、刑侦支队支队长等领导悉数到场。

今日的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与此同时,“刑警”刑科所法医室主任阎建军带着弟子马开军(今市局刑科所法医室主任法医)、费耿(今市局刑科所法医室主任法医)、萧碧(今市局刑科所法医室副主任法医)、江涛、林中圣、董利民(今闵行分局刑侦支队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首席法医)等10名法医随队赶到现场,这些人几乎就是整个法医室的全部精锐,这是阎建军职业生涯中带队出现场人数最多的一次。

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曾任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室主任、一级警监阎建军同志

闵行分局刑侦支队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首席法医、一级警督董利民同志,他胸前挂着的是五一劳动奖章

现场是一栋“乡下人”(上海话中将一切不在上海市区居住的人都称为“乡下人”)自家宅基地盖起来的两层小楼,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上布满了血手印和血脚印,当阎建军带队到达时,一些技术人员还在对着血迹一格一格地采集血样、拍照和录像,但这样就把去现场的路完全堵死。

还没等阎建军开口,吴志明局长发话:“这样的速度怎么行?让开让开,让阎法医他们先上去,赶快到达中心现场。”(吴志明、程九龙、张声华、吴延安以及各分局的局长都曾说过同一句话:有刑案,找阎法,阎法一来就心定。这是可以说是对一个法医的极大肯定。)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程九龙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吴延安

几个堵在楼梯上的技术人员慌忙在楼梯板上铺上了木板(铺木板是为了保护楼梯板上的血脚印),随后火速闪到一边,随即阎建军带着弟子们鱼贯上楼,进入中心现场。

一进门,阎建军就注意到进门处的地面上躺着一只崭新的保暖杯包装盒,盒内衬着金色的丝绸,但是保暖杯却已经不见踪影。阎建军火速判断出——凶手连一个保暖杯都要顺手牵羊,层次不会太高。

中心现场十分凌乱,但还是经过了一定的清理,不过这种清理极为仓促和慌乱,多处留下了血手套印,不是一种血手套印,而是两种!地面上留下的血脚印居然也有两种。难道凶手是两个人?

更为奇特的是,现场的五具尸体中,徐某明、徐某明的老父和徐某明妻子的尸体都用带格子包裹了起来,徐某明的老母的尸体也在床单里,但没被完全包裹,只包了一半;只有九岁的徐某君的尸体没有被包裹。这就奇怪了,既然都已经把人杀掉了,又何必多此一举包裹尸体?既然都已经开始包了,又为什么不全包裹完?

阎建军仔细查看三具尸体的床单包裹方式,发现这几张床单的打结方式全都是同样的式样,方向、松紧度都十分一致,因此阎建军据此判断:案犯只有一个人,因为如果还有同伙的话,包裹尸体一定是协力进行,既然是协力,那打结的方式不可能如此高度统一,即便是双胞胎也做不到,所以就算现场有两种血手套印和血脚印,但凶手应该只有一个,只不过在作案中更换过手套和鞋。

将包裹的床单一一打开,阎建军仔细地检查了五具尸体,判定尸体头部均有圆形、半圆形和弧形的钝器打击伤,伤口直径为2.5~3.5厘米;尸体的颈部都有锐器造成的刺戳或切割伤,宽度为1.5厘米左右,所有创口都是从左向右划开状;胸部亦有锐器创口,背部没有创口和拖拉的痕迹。阎建军判断所有锐器伤口都是在静止状态下造成的,说明所有死者都是先被同一个人钝器打死或者打得丧失行动能力,再被同一个人人用锐器一一补刀。

出现场勘查的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技术人员的背影

现场尸检完成后,阎建军吩咐把所有五具尸体拉回浦东分局法医室准备进行解剖,随后对还等在现场的吴志明局长和几位副局长说了自己的判断——

……

2.16特大入室凶杀案专案组随即成立,由市局刑侦总队和浦东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抽调精干警力组成,由郭建新总队长担任组长。吴志明局长指示:“要全面开展调查访问,对嫌疑人员要加大查缉布控力度,力争尽快侦破此案,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在案情分析会之前,他们还要等待阎建军法医和他的团队们的尸检结果。

经过尸检,阎建军和他的团队们得出了如下结论:

1、徐某明夫妻的手上有被锐器划开的不规则伤口,系生前造成的抵抗伤。

2、徐某明夫妻和徐某明老母的嘴唇黏膜处有不同程度和不同部位的损伤,系生前被捂嘴所造成的。

3、徐某明和徐某君父子的胃内空无一物,但膀胱内尿液充盈,两人生前只穿着棉毛衫裤,说明是在清晨时遇害的。

4、徐某明的老父老母和妻子的胃内有未消化的食物(徐父和徐母胃内有米饭、肉末、菜叶、笋干、香蕉和金橘;徐妻胃内有米饭、肉末、土豆和白菜),说明他们在遇害前吃了午饭,徐父和徐母饭后还吃了水果。

据此,阎建军得出自己的判断,五个人不是同时遇害的,遇害的顺序应该是:早晨——徐某明、徐某君父子;中午——徐父、徐母;下午——徐妻。说明凶手对徐家人的生活规律非常熟悉,而且凶手对徐家人有极大的仇恨。

美术作品:工作中的阎建军

在案情分析会上,阎建军代表法医室全体成员发言:

首先,我和我的同事们认为徐某明一家是在2月15日被杀的,也就是年初七,被害的过程是有时间差异的,请注意,有阶段性,有时间差异!

徐某明和他的儿子是第一阶段被害的,从他们两人穿着就寝时的衣裤可以看出,从他们胃内空虚、膀胱充盈就可以推断出。

那么徐家的老头老太呢,他们是中午时遇害的,这是从他们完整的衣着和胃里食物的消化程度来分析的,他们属于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被害的是徐某明的老婆,她胃里的内容物和他们家中的饭菜不同,她不是在家里吃午饭,可能是在单位里的食堂吃午饭。还有,徐家盥洗室里的几把牙刷,只有徐某明老婆的那把是湿的,说明她早上起床后刷过牙,然后外出,然后回来。她回到家以后,很从容地换上自己的拖鞋,但是鞋子只来得及换一只,来不及换另一只拖鞋就遭到了袭击。

我请大家注意:她被害的时间应该是下午。

此时,一名专案组侦查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阎法医,凶手作案的时间会那么长吗?从上午一直到下午?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凶杀都是越快越好,哪有拖这么长时间的?”

阎建军没搭理那个侦查员,该侦查员的领导示意属下先等阎法医把话讲完,不要随意打断。

阎建军接着说:“其次,我推断凶手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更不是多人,只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是的,案发现场有两种血手套的血印,还有两种带血的鞋子留下的印迹。但是我认为是一个人作案,那两副手套是他用了一副,然后再换了一副。鞋子也是他穿了一双再换一双。凶手可能觉得用脏了,用得滑腻了,再用就不好使了,所以就换了。”

一下把烟头上积下的烟灰弹进烟灰缸后,阎建军接着说:“再次,凶手是个和徐家有仇恨的人,仇杀应该是第一的,第二才是为了财。凶手应该是一个对徐家的起居方式和活动规律非常熟悉的人,是熟人,绝对不是流窜作案的家伙。凶手是个残忍、有力气、层次很低的男人。”

“最后,我们对尸体进行解剖后了解到,其头部都有圆形、半圆形和弧形的钝器打击伤,直径在2.5到3.5厘米之间,其下颅骨压迹、骨折明显,应该是被金属锤类的钝器打击所致。五具尸体的颈部都有锐器的刺戳和切割损伤,从这些损伤的特征来分析,说明凶手还有一把单刃锐器,宽度在1.5厘米左右,刃长12厘米。”

在确认阎建军说完后,一名侦查员忍不住提问:“阎法医,你既然说得这么详细这么形象,能不能把凶器画出来让我们看看?现场并没有找到凶器啊(现场勘查找到了两副血手套、两双血拖鞋,就是没找到凶器)。”

阎建军点点头,当场要了一张白纸,用钢笔在上面画了一把奶嘴形的铁榔头和一把水果刀。画完后,他将这张纸放在桌上:“凶器就是这样的,你们按图索骥就好了。”

……

分析会中途休息期间,曾经是“刑警”第一任总队长的张声华副局长特地来到阎建军身边,问他:“你有把握吗?”

看着这个十几年的老朋友、老战友,阎建军肯定地回答:“我很有把握,是一个人干的。”

其实阎建军并不是案情分析会上的“大多数”,因为主流的意见是凶手有两人,因为有两种血脚印、两种血手套印,两种凶器,而且他们始终不相信一个人会在现场潜伏大半天就为了杀掉这五个人。最终在吴志明局长、张声华、吴延安和程九龙副局长的坚决支持下,专案组决定按照阎建军的勘查结论:按照一人作案的方向去查。

根据查访,徐某明家——高行村复兴路弄某号除了自家住二楼外,还有两间平房和底层的两间房租给了另外四户人家:东面的平房租给了一对江苏来的夫妇;西面平房租给了一对河南来的夫妇;底层东间租给一个收旧家具的人当做仓库,西间租给了从崇明岛来的两男一女三个人住。但租住西平房的河南人王某说:“西间那个女的去年年底就搬走了。还有一个崇明人,他2月16日上午8点钟的时候骑了自行车出去,9点钟的时候回来就开始搬家……我走到他家门口问过他:搬家啦?他说:是的,搬到浦西去。我又问:你怎么就一个人搬?还有一个人呢?他说:他家里出了点事。”

同时,王某还回忆起:当时那个崇明人叫来搬家的是一辆墨绿色车头,银白色车厢的0.6吨厢式货车。

侦查员问:“案发当天你发现什么异样的动静吗?”

“我因为住在对门,所以都看见了。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我看见徐家的老头老太过来,他们用钥匙打开自家的门,然后进屋去了,他们还叫了两声徐老板(指徐某明)的名字,大概在12点半的时候,有个村里的男人来敲徐家的门,没有人给他开门,他就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我看见徐老板的老婆骑了助动车回家。”

据查,徐某明的妻子王某某是通汇汽车零部件公司当勤杂工,天天上早班,从早上6点做到下午2点半,所以每天5点半从家里出门,下午3点到家,每天雷打不动的规律。而徐某明没有工作,每个月就吃房租,所以天天都能睡到日上三竿头。王某最后还透露,那个最早搬走的崇明女子在易初莲花杨高北路店(今卜蜂莲花杨高北路店)工作,因为自己去那里买东西的时候经常遇见她。

侦查员随后去卜蜂莲花杨高北路店查找,果然找到了在那里当收银员的原徐某明家底层西间的女租客——崇明三星镇人杨某,杨某表示:两个月前她和她表哥——时年26岁的杨辉以及杨辉的朋友——崇明新河镇人钱滔一起租住了徐某明家的底层西间,后来她觉得和两个男人一起住不方便,就搬了出去。一个星期前,杨辉曾找她借钱,说已经欠了两个月的房租,她没有借,杨辉只好空手而归。

由此,专案组认为杨辉和钱滔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分三路进行排查:一路查杨辉,一路查钱滔,一路查2月16日出现的那辆0.6吨厢式货车。

查找杨辉的侦查员在崇明三星镇扑了个空,没有找到杨辉,但是在当地派出所的户籍档案系统中查到了杨辉的案底:年5月15日,杨辉曾经因为偷窃汽车轮胎被高东路派出所处以治安拘留15天的处罚。

查找钱滔的侦查员在崇明新河镇的某个被单厂里找到了钱滔,并将他带回市局审查,但钱滔大呼冤枉,说自己从大年夜至今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崇明岛,经查证得到了众多认证的证实,因此排除了钱滔的嫌疑,向他道歉后将人放了。

在放人之前,侦查员将阎建军画的凶器图样给钱滔看,问他是否见过,钱滔说:在杨辉的床底下见过,就是杨辉的榔头和水果刀啊,侦查员问肯定吗?钱滔信誓旦旦的表示绝对不会错,并在图样下面写上了:“我在床底下有这个东西是杨辉。钱滔05.2.17。”

阎建军画的凶器草图,右边有钱滔写的认定文字

杨辉成了唯一的犯罪嫌疑人,难道真被阎法医说中了?

2月17日深夜至2月18日凌晨,专案组再度召开案情分析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徐某明家的房客杨辉有重大作案嫌疑,因为欠了两个月的房租,且手头经济拮据,所以有铤而走险、杀人越货的犯罪动机。王某所说的叫厢式货车搬家的人就是杨辉,不辞而别正暴露出杨辉作案后的做贼心虚。而且“搬到浦西去”很可能是为转移警方注意力的障眼法,人极有可能还在浦东地区。所以,寻找0.6吨厢式货车的货车司机是接下来突破本案的关键。

随即,专案组副组长——时任浦东公安分局局长田卫华下令分局各单位投入重兵深入各自辖区开展地毯式排查——重点排查范围在高行、高东和杨园三个派出所辖区。在布置任务的时候,田局长着重强调:“挖地三尺也要找出来!”

杨园派出所的民警查访到杨辉的女友,据她说:杨辉和她曾经在杨园住过半年时间,所以杨辉对杨园很熟悉。于是杨园派出所辖区又成了排查的重中之重——

2月18日下午,杨园派出所的民警陈忠利带着杨辉的照片在自己所管辖的地段排查时,联防队员李超向他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2月16日我看见一辆0.6吨的厢式货车往上游村开去,副驾驶位置上坐着一个男子,很像这个杨辉!对于这个人我有印象,我以前在杨园开过一家小店,他到我店里买过东西的。”

……

专案组在接到这条线索后如获至宝,立即组织警力增援陈忠利,前往上游村秘密调查,结果确定的确有个叫杨辉的人在2月16日傍晚刚刚住进上游村5队某号,入住时间刚好就在案发后。当侦查员以查户口的名义敲上游村5队某号的大门时却没人来开门,说明杨辉此时并不在家,于是便衣侦查员们立即在周围埋伏好,守株待兔。

15时左右,杨辉回来,当他摸出钥匙插入锁孔的时候,埋伏在四周的侦查员一拥而上将杨辉扑倒在地死死摁住,“警察!叫什么名字?快说!你是谁?”

“杨辉,我叫杨辉。你们轻一点,痛死掉了啊……”

杨辉(左二)被抓获时的情景

在对杨辉住处的搜查中,侦查员搜出了徐家的钥匙、不锈钢保温杯和一把还带着少量血迹的水果刀。至于榔头,杨辉交代被他扔进了上游村东面的垃圾桶——当天的垃圾已经被垃圾车清走,侦查员们火速赶往垃圾中转站,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堆中“重口味”地寻找了整整四个小时,终于将这把奶嘴榔头找了出来。与水果刀一起和阎建军画的那张草图相比较,几乎一模一样。在场的人都惊叹:阎法医神了,猜对凶器是榔头,居然连榔头的具体种类也一猜一个准。

一个侦查员赞叹道:“老法师就是老法师,不服不行。”

他的中队长没好气地道:“废话,法医室是刑侦总队的法医室,法医也是刑警嘛,小子哎,别拿法医不当刑警!”

……

经突审,杨辉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杨辉自从崇明来浦东打工后,因为好吃懒做,很快变得无工可打,变得穷困潦倒,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只靠小偷小摸苟延残喘,至案发前已经欠了房东徐某明两个月的房租(元),徐某明向他讨要了几次,杨辉总是推脱没钱;徐某明大怒,在2月14日断了杨辉所在的底层西间的电闸,此举彻底激怒了杨辉,产生了杀掉徐某明的念头。

2月15日大年初七早晨8时,杨辉戴上纱手套,悄悄卸下了西间的气窗,带着一把奶嘴榔头和一把水果刀从气窗爬到了徐家的客厅(客厅在一楼),沿着客厅的楼梯上了二楼。此时徐某明的老父老母外出,要中午才回来;徐某明的妻子出去上班,要下午才回来,现在家里就徐某明和徐某君父子,他们一般都要睡到9点甚至10点才起床。

杨辉上楼后进了徐某明的卧室,果然父子两个在床上睡得正香,狠下心的杨辉挥起榔头对着徐某明的脑袋就是一榔头,徐某明居然被砸醒,还起身试图夺取榔头和水果刀,在这个过程中徐某明的手被水果刀划伤,同时杨辉用榔头连续敲击徐某明头部数下后徐某明倒地死亡,然后杨辉又对还在熟睡的徐某明年仅九岁的儿子头上狠狠砸了一榔头,将徐某君杀害。

唯恐父子二人还没死透,杨辉又用水果刀抹了他们的脖子。事后杨辉开始清扫现场,将喷溅出来的血迹抹干净后拉出一条床单铺在地上,将徐某明的尸体拖到床单上,对角折拢打一个结,再对角折叠打一个结,整成一个特大号包裹,打算将尸体抛尸。徐某君的尸体却被他暂时“遗忘了”。

随后杨辉穿着沾满鲜血的拖鞋、戴着血手套在徐家到处翻箱倒柜,总共翻出多元现金、一张存折和一张银行卡。但他只拿走了现金,银行卡和存折被留下了。由于腹中饥饿(杨辉因为没钱买吃的,所以这一个月一直处在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杨辉决定待到天黑再抛尸,因此也就没再管徐某君的尸体。

中午,徐某明的老父老母回家,杨辉决定将他们也一起杀掉,于是就换了一副干净的尼龙手套和一双徐某明的拖鞋,躲在房门后面屏息等候。当徐父刚刚踏入卧室的时候,杨辉突然从门后闪出对着老头的头顶就是一锤,徐父哼都没哼一声就软软倒地;徐母刚刚喊出一声“救命”,就被杨辉捂住口鼻紧接着也给了一榔头。随后徐父徐母也被残忍地割了喉管并依法炮制用床单将两人的尸体包裹起来。

此时想到徐某明的妻子王某某下午3点也要回来,他此时也无力逃跑,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将她也杀掉,这样就可以完全灭口,死无对证(写到这里浑身鸡皮疙瘩,禽兽不如)。

15时左右,徐某明的妻子王某某下班回来,进屋在客厅换下外衣,上楼走到卧室边,一只脚刚刚脱了皮鞋换上拖鞋,另一只脚还没换鞋时,杨辉突然出现,一手捂住她的口鼻,并照着她的头部就重重一榔头,王某某倒下后也被割喉,并被床单包裹。

此时的杨辉又累又饿,他尝试着将徐某明老母的尸体拖出卧室,但因为实在太过脱力,床单包裹两个结松了一个,半截尸体露了出来,将杨辉吓了一大跳,也彻底打消了杨辉抛尸的打算。于是他扫了一眼卧室,看到有一个还没拆盒的不锈钢保温杯,于是就将盒子打开,取出保温杯后下了楼。还是从气窗处爬回自己的房间,将气窗原样装了回去,换下了血衣血手套和血鞋子后居然还睡了一夜后,在第二天早上打电话叫了一辆厢式货车搬家——

至此,浦东高行镇2.16特大凶杀案仅用了48小时就真相大白。2月19日,杨辉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年4月28日,上海市检察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对杨辉提起公诉,最终杨辉因故意杀人罪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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