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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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金戈铁马、枕戈待旦、倒戈一击......我们经常能在与战争有关的成语和熟语中看到“戈”的影子，甚至就连“干戈”这个词汇都被用来代指战争，也在一个侧面说明“戈”这种武器对于我国古代冷兵器战争的影响之久远。不过，虽说如此，戈的辉煌却并没有延续多久，最迟到战国末期，戈在近战武器中的核心地位就彻底被其他兵器取代，就连由戈演化而来的戟、钩等兵刃，也在随后的岁月里衰落下去，逐渐沦为仪仗用具，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想要了解这一过程，就要详细讲述一下戈的演变。最早的戈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的戈为石质，但是，由于结构过于简单，只能算是早期的形制。到了青铜时代，戈才开始焕发生机，考古学家仅在殷墟遗址就出土了余件戈。现存最古老的青铜戈是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两件青铜器，按照类型划分，一件为长26厘米的直内无胡戈，另一件为长32.5厘米的曲内无胡戈。“曲内”、“无胡”、“直内”是对戈形制的描述。按照外形来分，戈可以大致分为8类，分别为直内无胡、直内有胡、曲内无胡、曲内有胡、短銎无胡、短銎有胡、管銎无胡、管銎有胡八种。“戈援”是戈柄垂直伸出的刃部，一般来说援上下均需开刃，再加上前端伸出的“锋”，使得戈可以啄击也可推击敌人。和勾啄的攻击方式相比，“推击”似乎有些另类，不过，《淮南子·人间训》中有“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左传·文公十一年》也记载“富父终甥椿其喉以戈,杀之”，可见，推击的确也是戈的攻击方式之一。和戈援相对的，是所谓的戈内，这一部分主要起到绑束固定的作用，使戈身和木柲的连接更加牢固，这主要是通过金属柄上的被称为“穿”的空洞完成的。到了后来，为了进一步固定，人们还在援和内之间加上了一种名为“阑”的结构，连接处的上部分称为上阑，下端则是下阑。援的最下端，被称为胡，一开始这一部分的作用类似于戈内，通过加工的戈穿捆绑绳子来提高牢固性，防止勾啄时脱落，但到了西周之后，这一部分金属也要开刃，可以提高戈整体的杀伤力，提高切割的距离。至于“銎”，似是一种被放弃的设计，商代和周代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铸造者在戈内部分铸造圆套，使用时将木柲直接套在上面即可，但是，这种加装方式并不完美，推击、啄击敌人时牢固性还算尚可，可一旦使用勾杀这种动作，那么戈柲和戈刃就很容易发生脱离。这在实战中，几乎是致命的。▲河南安阳郭家庄商墓出土的銎内有胡戈二里头三期遗址出土的那两柄早期青铜戈，都属于“无胡戈”。结构相对简单，事实上，不只是二里头，一直到商代早期，出土的青铜戈都属于“无胡戈”，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戈由于无胡部锋刃，且锋刃和戈柄之间多为直角，无法使用杀伤力巨大的勾杀动作，只有啄击和推击两种攻击方式。因此，这一时期的戈，虽然同样属于军队的常备武器，但并没有像商、周、乃至春秋时那样，成为大多数战士的标配，而是和矛、殳和斧钺之类的兵器一道，成为作战时并列的选项。戈的地位变化发生于商代。这一阶段，战车开始出现在战场上，《吕氏春秋·简选篇》：“成汤以良车七十乘,必死五千人”，当然，吕不韦的时代距离商汤灭夏隔着数个世纪，如果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可信度存疑，但《司马法》也多次提到夏代一种极可能是战车的戎车。而商代，则是有实物一车两马形制的实物战车出土，武王伐纣时战车的数量就更是直接写进了《牧誓》之中。《夏商时期的戈与野战方式浅说》的作者认为，随着战车的出现和成熟，原始而混乱的徒步混战被更考验阵型和配合的车战替代，而利于挥砍的戈这才成为商代最重要的近战兵器。不过，这种推测最大的问题在于，至今为止，考古人员依旧没能挖掘出任何一柄适用于车战的商代长柄戈或者商代长矛，甚至早期的戈很多都是80cm，单手斧的程度。商代出土长度的长柄武器，以年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cm矛柲为典型代表，这支矛柲即使是安装上矛头后，长度也只有cm，略高于同一时期出土的最长青铜戈，而这种长度，用于春秋时期常见的战车错毂战，显得实在是有些儿戏。因此，这些长度大多不过cm的青铜戈，真的能因为车战而盛行，继而影响商代青铜戈的保有量吗？这一点我们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相反，如宝鸡竹园沟和北京琉璃河等地，出土的周代青铜器物中，就有多件长逾cm的车战长矛。这样的形制，也进一步印证了《考工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的说法不虚。即使车战导致戈的流行这一猜测，并不合理，但有一点却是事实，从出土的商代青铜文物来看，青铜戈出现的频率的确要远远高于青铜矛。抛开殷墟西北岗那个对长矛似乎有偏执爱好的商王墓不谈，如今出土的周代青铜兵器中，戈的数量要比矛多出至少四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愈发正规且专业的步战方式有关。商代军队的作战方式，相较于夏朝有所转变，在装备配置和训练等方面，更加职业化。年，考古学家曾在陕西省城固县宝山镇苏村小冢村西北发掘出一个封闭的商代铜器窖藏，据推测，里面存储的可能是一支商代百人队所配备的军事装备，其中除了95件戈及其变种戣外，还有大量的青铜面具和盾牌，以及件可用来安装在皮胸甲上提高防护力的铜泡。从盾牌、头盔数量反向分析，人们猜测这支百人小队在作战时需要摆成密集的作战队形，才能发挥这些防具的防护作用。也就是说，此时的商人，就已经开始依靠密集阵来对抗敌人了。在这种密集阵当中，长度略长于斧钺、刀剑的青铜戈，恰恰得以发挥最大的效能。他们以盾牌为防护，使用青铜戈啄击和推击敌人，迫使他们露出破绽。在战国之前，参军是一种权利，只有贵族和处于核心圈的国人方能进入军队参战。这就意味着，这些参战的军人大多数是训练有素的精锐，在他们手里，青铜戈这种多面手的武器才能显露出它的狰狞面目。不过，商周时期，虽然是戈类武器发展的巅峰，但在这种强势的背后，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戈也在适应着时代发生着变化。▲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长胡刃内戈单以商代为例，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早期的青铜戈多为无胡设计，虽然能进行啄击和推击，但并不利于勾杀，为了增加勾杀动作的伤害性，商代晚期乃至西周时期的青铜戈逐渐向中胡和多穿发展，一方面增加勾杀动作的杀伤力，同时减少勾杀时戈头脱落的可能性。这对于青铜戈效能的提升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那些经过训练的专业军人而言，他们的勾杀动作并非两部分，而是一次发力，利用戈锋与胡部的角度带动横向作用力切开人体组织或者贴身皮甲——这种切割带来的伤害对于无甲和皮甲目标而言，无疑是毁灭性的。另外，商代虽然没有出土长度超过两米的长柄戈，但是春秋晚期长沙浏城桥楚国墓葬中，出土过长度超过3米的长柄戈，战国时期，也出土过长度在1.4米左右的木柄铜戈，这种长度的戈，已经不是单手可以轻松握持住的武器了。从一些出土的铜器图文来看，这种戈是一种威力更大，攻击性更强的步战双手戈。可见，至少到了春秋时代，戈就已经分化出车战用戈和步战用戈两种不同的分类。值得注意的是，长沙浏城桥楚国墓葬中也出土过1柄91厘米长的铜戈，可见那些长度在60到90厘米左右的短戈并没有被淘汰，而是继续以盾戈配合的方式发挥着威力。而一些细节上的修改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戈的杀伤力，为了提升戈的实战效果，原先并不开刃只用来固定的戈内部分，也被打磨开刃，这样一来，在战斗时，即使转换目标，士兵也无需调转戈刃就能以戈内的锋刃杀伤敌人。这种形制的戈又被称为长胡刃内戈，这也是戈这种武器最终定型后的样式。但令人可惜的是，随着车战在春秋时期的日益盛行，战车错毂甲士短兵交接成为了一种常态，为了把握错毂时瞬间的攻击机会，人们开始更加重视车战兵器的长度优势，在这一点上，戈始终无法与矛相比。武器必须要考虑灵活度的问题，因此不能无限增加其长度，这主要是考虑到金属刃头的重量对于使用者体能的限制。正因如此，矛在长度上的开发潜力要远高于戈。毕竟，相比于结构简单的矛头，戈无论再简化结构，其戈刃都要重上许多，如果戈想要和矛一样制作成相同的长度，那么它挥砍起来的灵活性就无法保证，这在车战中无疑是致命的缺陷。更重要的是，挥砍、切割之类的攻击方式虽然对无甲目标杀伤力惊人，但对于青铜甲、铁甲的杀伤力始终不足，当人们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后，这种杀伤力的差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加。在这种结构差异导致的杀伤力差距面前，人们对戈的那些优化，很难改变其衰落的命运。▲广东省博物馆馆藏浑铸戟除了这些改变外，戈也衍生了诸多变种武器。如我们熟悉的“戟”，也是一种由戈和矛合一而成的武器，在攻击方式上，它保留了戈的挥砍功能和矛的刺击功能，这样的结合似乎使长戟同时具备了戈矛两种兵器的优势，然而实际上，戟虽然在成熟后逐渐代替了戈，并成为汉代五兵之一，但却并没有如人们预期般取代长矛。在铁器盛行的战国晚期，铁戟开始淘汰青铜戟列装军队，而这种由新材料制作的卜字型战戟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那非常适宜钩杀敌人的直角横枝。然而，面对防护日渐强悍的铠甲，钩杀这种攻击动作和挥砍一样，能造成的伤害越来越弱，即使是选择刺击，横伸的卜字枝杈反而有可能导致卡刃。以至于到了后来，那种与矛刺呈九十度角的卜字戟逐渐被横枝向上翘起的改型卜字戟所取代。这种境况，是戈和戟同样面临的窘迫，防护类兵器的防御力超过了前者的攻击上限，以至于在面对这些铁罐头时，这些昔日的兵器大佬，反而不如那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枪矛来得靠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戈和戟的日渐式微，实在是“非战之罪”。参考文献：1.《中国古代实战兵器图鉴》2.张杨力铮《从出土青铜兵器组合看商、西周时期军队配备与作战方式及其演进》3.石晓霆、陶威娜《夏商时期的戈与野战方式浅说》4.钟少异《金戈铁戟——中国古代兵器的历史与传统》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披澜读史，任何媒体或者
